励志一生

我为什么不闯荡北京?

时间: 2017-09-28阅读:

作者:闫红

一个叫王远成的男子回顾,他大学毕业时来到上月薪只有1500,9个人租一套房子,他生活得困窘但不狈,那时的他,像一个永动机一般充满活力。他不断地接受新鲜事物,并将其融入到自己工作中,他持续加薪,和能够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女孩相恋,他也喜欢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各种便利,他说,那是一个神奇的城市

后来因为母亲得了肺癌,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城市女孩,回到家乡乌鲁木齐。父母帮他弄了个事业编,他们家有几套房子,可是,待得越久,他就越憎恨那种固态的、混吃等死的日子,三线城市人际关系暧昧复杂,待得并不舒服,他怀念,说,他一定要回去。

有位上作家转发这个长微博时加了一句“不敢来大城市拼命,就只能在城市等死”,另一位作家写了条微博反对这一说法,她说她不喜欢城市,就喜欢在小地方待着,“打拼”其实是自卑迫切需要外界认同的表现。

我没有看到上作家那条,对后者的说法表示同意,后来上作家解释说,她的那条不是评判别人,而是讲给自己听的。

我不由扪自问一下,单就我自己而言,城市真的更可一点吗?

显然不是。

1998年,我在家乡小城,找不到工作。这首先是我读的学校不够过硬——我初中开始发表文章,便开始自以为是地偏起科来,学习成绩一塌糊涂,但我的要求也不高,暂且在某个文化单位当个“临时工”也可以,我们那儿很多没读过什么书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解决工作的,当然,我也得承认,这是大院子女的惯性思维

这个“大院”,跟王朔冯小刚他们的大院没法相比,不过是小城的市委家属院而已。我父亲是个正科级干部,我后来才明白,像他这种“主任科员”类的正科级,没有实权,其实没有优势可言。

但我从小就在市委办公大楼里出没,叔叔伯伯都知道我写文章,热情地喊我“大才女”。这种虚假的繁荣,使我在读书时曾抱有一种幻想,可是,当我站到他们面前,那些叔叔伯伯,不管是文化局的,还是文联的,笑容依旧,只是“大才女”的称呼,变成了一串熟练的“哈哈哈”,然后,看看天,看看手表,找个理由,顺利地金蝉脱壳了。

能以“哈哈”应对,还算客气。我又去见一位更熟悉的“伯伯”,他在某文化单位任要职,曾激赏我的某篇文章,我对他抱以更多的希望。但在他家的客厅里,他的脸色冰冷如铁,说,你说你会写文章,可我手下的每一个人都会写。

我在没有被他的脸色击垮之前,勉强念出来前准备好的最后一句台词:“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试试吧。”他说:“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然后我就走在小城冷清的大街上了,从那个伯伯家到我家的路不到一公里,我却如丧家之犬,失魂落魄里结了冰,我不知道应该去哪里,那时,家乡不如异乡。

那些日子,每晚都不能入睡,小城的夜寂静如井底,把沁得冰凉。我怀疑自己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了,想起小时候上学时经过的那条巷子,是小城里的贫民窟,一排黑乎乎的小屋,经过时可以看见居民在里面刷牙洗脸吃饭以及站在床上穿衣服,我想,那也许就是我的将来

知道读者可能会指责我,为什么只愿意去文化单位工作呢?世上有那么多条路。怎么说呢?电影《东邪西毒》里有句台词,说一个人,要是学了点武艺,会点刀法,其实是件很麻烦的事儿,你就不愿意种地了,也做不好工了,世上很多事情都做不来了。

这话很有道理,以我为例,写了几篇文章,在《散文》《随笔》《萌芽》,还有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过,也觉得有很多工作适合我了。

想过要离开,去别的地方,再也不回来,死在外面都不回来了。许多人年轻时,对家乡都有这种怨气吧,鲁迅写绍兴,也殊无好感,可能是因为,撇开在父母羽翼呵护下的童年少年时代,我们与家乡距离接触的那几年,正好是我们最弱小的时候,受伤在所难免,结怨就理所当然

但是我一时没有离开的机缘,倒是有一天,一家民企的一个工作人员来找我,问,你愿意到XX公司上班吗?我以前并不认识他,他是个资深文青。

那是小城里最大的民企,有酒店也有商场,我说愿意去看看。于是他带我去见那家民企的董事长。董事长是个看上去就精明强干的男人,我忘了他问了我些什么,印象深的只有一点,他说之前那个工作人员已经把我的文章都复印了,他这几天一直放在床头看。

我如遇知音,第二天就上了班。一个文友闻讯来阻止我,说,你到那里能干啥?小城不缺一个端的小职员,但你肯定不是干这个的。这话听了很受用,却也只能一笑了之,事实上,虽然有所谓“知音”的铺垫,在那家公司,确实也只能干个端的活,以及,每天早上和大伙儿一起打扫董事长的办公室

办公室主任告诉我,擦那张大大的老板桌,一定要一鼓作气,从这头擦到那头,不能停顿,否则会留下不显眼的污渍。

有时也陪董事长参加宴会,华丽的厅堂,冠盖云集,小城里的各界名流,在酒桌上说着他们的笑话,觥筹交错。而我是无措的,无措到以我的记忆力,居然记不起宴席上的任何一个细节,记得的,是董事长对我不会说话不会敬酒的不满,以及,整个公司对我不能够掌握同时帮董事长拎包和拿技巧善意取笑。

我不觉得失落,因为我自己也想不出能在这儿干什么,甚至于我都不明白,这个不缺人的公司,为什么要招我这样一个明显不合适的人,是对写作者的同情?还是想多“才女”这么一个品种?

更多的时间里我无所事事,为了不显得太无聊,就趴在桌子上写文章,写完寄给本省的一家晚报。几天后,我按照报纸上提供的号码打过去,副刊编辑欢乐地告诉我,已经发了:“好评如潮啊!”接下来的几个星期,我又发了两三篇,当我发了四篇文章时,那位编辑写了一篇文章,将我和本省的另外两位女作者放在一起做了点评,题目叫《解读小才女》,那年,我二十三岁。

和我同时被点评的一个女孩对我发生了兴趣,她对一个男粉说,你要是能找到闫红,我就请你吃饭。那个男粉得令而去,用电话疯狂地骚扰了我可能出现的每一个单位,有一家单位提供了我家的电话。他打去许多个电话之后,我终于下班了,我听到他在电话那一端欢快地说,来吧来吧,我们都想见到你。

我跟公司请了假,施施然前往合肥。那年头简单,丝毫没有考虑到骗局什么的。和女作者与她的男粉见了一面,女作者现在是我的朋友,男粉却从此后消失在茫茫人里,问那女孩,她说,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,不知道他怎么冒出来又怎么消失的,好像他只是为了把你引到合肥而出现的。

那是一次至关重要旅行,我顺便去拜访著文力推我的副刊编辑,他是一个羞涩拘谨的男子,却告诉我一个改变了我人生走向的消息:省城的某报在招聘。他说,你一定要去试试。

我去了那家报社,除了一张身份证,没有带任何证件,我嗫嚅着跟办公室工作人员说我的情况,一位女士回头笑问背对着我的年长者:“吴老师,你看能给报名吗?”年长者没有转身,说:“够条件就给报,不够条件当然不给报。”女士无奈地笑看着我,我知趣地退出。

并没有转身走开,我想了想,径直走进总编办公室,一口气说完我的情况,那位总编没有表情,只是在听完后对我说,走,我带你去报个名。

就那样报上了名,笔试,面试,不敢报太多希望。那是1998年,该报打出的广告是年薪三万,应聘者挤破门槛。

回到家乡的第二天,我接到报社办公室电话,通知我后天去报到。后来我听说,面试之后的会议上,是那个背对着我的吴老师替我慷慨陈词,说:“这样的人不要我们要谁?”又有人告诉我,会议结束后,他坐在休息室里抽烟,眯着眼,微微笑着,有人问他有没有招到人才,他说:“有个叫闫红的很有灵气”。我完全想不出哪句话打动了他,当时我因为太过紧张几乎语无伦次。

我去那个公司辞职,副总遗憾地说,哎,我们正准备派你跟某某考察包衣种子市场呢。我也觉得遗憾,这可能是我在小城那两年,得到的最有趣工作了。

我来到合肥,就像随手抽中的一根签,却写着“上上大吉”。虽然一年之后,我就因在“敌报”上发表散文而被辞退,但当我来到“敌报”,跟总编自荐之后,总编也是没什么表情地听完,对我说,你明天上班吧。

这个“敌报”,就是最初推荐我的那个报纸,《解读小才女》的作者,成了我的同事

没有小城里的叔叔伯伯,但我在这里一次次遇到帮我的人,我跟两位总编都不熟,入职后见到领导都躲着走,但所有的人都原谅我。

之后生活顺风顺,我在这里结婚,买房,生子,人际关系简单到可以忽略,也没有让人厌烦头疼的人情往来。这似乎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座城市,它不繁华也不喧嚣,更不排外。它房价适中,气候温和,街道干净,街边栽种着浓密的灌木与花草,新区里多公园与小湖,一年四季桃花红李花白桂花梅花开个没完。

它更大的好处是小,以我自己生活为例,学校、单位、超市、电影院、书店、大剧院、体育场,皆可步行抵达,而步行时可以一路赏鉴那些默默开放的花朵,以及突然惊飞的一只白顶黑背的小鸟,哦,对了,有一次,我还在路边邂逅一只小,可见生态环境之好。

有时也不免想,假如当年我没有出来,会怎么样?会在那个公司干下去吗?我直觉不会,最好的也不过是终于博得谁的同情,去某个文化单位做个“临时工”,拿着比别人少上一大截的工资,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礼,眼巴巴地等着转正,一等可能就是五六年、七八年——有几个和我处境相同的人,在那里是这样过的。

结婚,生孩子,过年时和亲朋好友坐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,旁敲侧击对方的收入,在被对方描述得完美生活暗自寻找破绽,很多人在网上这样描述。如果留在那里,可能就是这样的一辈子不如意,不顺,但也渐渐习惯了,就像玲说的,像是在长凳上睡觉抱怨抱怨着也就睡着了。

说了这么多,我不是说,城市就不好。我相信中国一定有无数可城市,甚至于家乡小城,也不见得就不好,也许是我运气不好,也许只是那地方不适合我,应该会有很多人,在那里拥有真实幸福,但是,若我在那里,确实只是等死。

这些年,也经常有人问我,你为什么不去大一点的城市呢?本省的一位作家直接问,你为什么不去北京?我没法回答,我不是一个有魄力的人,在被那家报纸辞退的那一年,我给北京的一家报纸投去过简历,没有收到回复

那时我二十四岁,很年轻如果能去成,可能也就去了。那几年,是去北京的黄金年代,亲戚买的东四环外的房价六千一平米。一开始去可能有点艰难,咬紧牙关,打拼几年,总能够生存下去,我不知道如果去了,现在的我,是什么样。

现在的我和北京,都明显不再相宜。房价且不说,交通也让我头疼,起码,在那里,我无法想象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,有一天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的生活。还有各种限购,抽签上牌,这座城市对于新移民可谓严防死守。

再说又何必去北京呢?网络这么发达,长途话费一分钟一毛五,包月套餐都用不完,传说中的那些歌剧舞剧演唱会,早已将二三线城市当成新市场,在这里,并不缺少什么。

但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。在微博朋友圈里围观朋友们的生活,总觉得他们比我活得要投入,的确,那么高成本生活着,一定要更加不辜负自己吧,不妥协,也不轻易放弃自己

那个从合肥去北京的林特特就对我说,她回到合肥,见到很多女人,不过三十多岁,口口声声把小孩弄好就行了。她总可惜她们放弃自己太早。

她这话让我警醒。

我在北京见过一个女人,锦州人,退休后来到北京,租了一间小房子,学画画,参加各种文艺活动,很精神,很有斗志的样子

我觉得她为我指了一条路,等我老了,没准也会选择做个老北漂,那时我就不想买房子了吧,那时坐地铁该有人给我让座了吧,趁着胳膊腿还能动,我在北京城里东溜西逛,想想这样的夕阳红,觉得人生还有点奔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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