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走了很多年了。
父亲患病的时候,正是我人生最为低谷的时候,我辞了公职,居家写作。写了四年,一个字未发表。父亲从很远的乡下来看我,面对我不好的状态,父亲忧心忡忡。妻子做了饭,他不吃,坐在沙发上叹气。
楼下是小城最大的批发市场,父亲佝偻着腰,每天都在市场穿行。有一天他跟我说,实在不行,就做个小生意,卖个菜什么的,也能养活一家子。
我不敢摇头,也不敢点头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,尽管那个时候还看不到一点希望,但我得坚持。父亲不懂这些,也不相信这些,在他眼里,人只有实实在在干点什么,才能对得住自己。
劝我无效,父亲绝望地说:“我的话你听不进去了,你自己就这么混吧。”
说完,父亲回了他的乡村。
临行前他瞒着我,把妻子叫住,有点语重心长地叮嘱:“不要由着他,写什么啊,靠写东西能挣来钱,没听过,他这是哄你们呢。”
父亲忧伤地回到了老家,站在冒着炊烟的村口,无端地叹气。后来他给村里一后生带信说,去城里告诉老二,实在混不下去,就回来种地,就是种地也能把她们娘俩养活住。
父亲还是说到了养活,在他的脑子里,男人生下来就是为养活妻女的。
父亲有四个儿子,我排行老二。
后生把这话转给我的时候,我又收到退稿,我的文字还是发表不出去。
一年后,母亲去世。父亲自此变得孤独,他常常站在村口,站在地头,眼望着城市的方向,恨着他不争气的儿子,也担心着他的儿媳还有孙女。
父亲患的是癌症。查出病的那晚,我不敢陪他。他跟老三住在病房里,整夜谈的不是他的病,他不停地问老三,写书是怎么一回事,写书到底能养活一家人不?
那个时候我正在写一部叫《双龙堡》的长篇。
小说完成后,给了北京一家杂志。经过初审,二审,三审,终于接到电话,三审过了。
我把这消息告诉病床上的父亲,父亲茫然得很,半天问出一句:三审是啥?
我无法跟父亲解释。我的眼里全是泪。父亲的病发展很快,吃饭喝水都很困难,身体迅速消瘦。医生告诉我,发现的太晚了,已经没了手术的可能,要我们做好准备。
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心愿,能让杂志社尽快用稿,以最快的时间把杂志寄来,同时把稿费单也寄来。
我知道,父亲放不下心的,还是那件事,写作到底能不能养活她们。
恨憾的是,编辑打来电话,说《双龙堡》暂时不发,该杂志马上创办纪实刊,他要把这稿子留作在创刊号上用。要一炮打响。编辑说的很有信心。
我不敢跟父亲讲,讲了父亲也不信。他已经不止一次跟我妻子说,让他别写了。还无不遗憾地训斥我妻子:这种骗人的话你也信?
父亲至死也没看到我一个文字,因为那一年的十一月,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个政策,那个政策限制了《双龙堡》这样的小说面世。
父亲就那样走了,他没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作家。我的笔从此在面对父亲两个字时突然地打颤,落不下去。
时至今日,我没为父亲写过一个字。写不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