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丽君认一个理儿：男孩子能做的，自己也一样可以做到，不希望别人用性别来限定自己。
在旁人眼里，高丽君干过的很多事儿，都不是平常女孩子该碰的事情。
她从小就爱下河摸鱼、登高爬树；上学后，她练散打，成天都在“打打杀杀”；她曾经的理想是当特警，后来去做了职业女拳击手，还成了中国首位世界职业女拳王。
戴上头盔、拳套和护腿，踢起靶子来砰砰响，震得人耳朵都疼，好在黄头发、橘红色脚趾甲和花纹短裙，还能提示：这个拳击手是女人。
高丽君喜欢做美甲。因为拳套会与手指摩擦，指甲要经常修剪，所以她只涂了脚趾甲。 图/单子轩
跟高丽君对打的男队友，都得忘了她的性别，拼上力气跟她打，否则几拳下来可能被她撂倒在地。
她的心里一直记着一件事。小时候过年分红包，堂哥堂弟的是10块钱，高丽君只有5块钱：“为什么我是红色的，哥哥弟弟是绿色的？”家人回答她，女孩子都是5块钱。打那之后，她再也不肯要爷爷奶奶的压岁钱。
从此，她开始认一个理儿：男孩子能做的，自己也一样可以做到，不希望别人用性别来限定自己。
“女孩子不该这么做”
最近，她刚刚测了一次生化指标数据，睾酮素1.8nmol／L，比有的男性还要高。这意味着，作为拳击手的她，在运动中更有活力，长于进攻。
实际上，高丽君的睾酮素和血红蛋白指数一直高于常人。后者代表单细胞带氧功能，意味着在局间休息的时候恢复状态、重新投入战斗的能力。两者都是对抗性运动中最重要的生理指标。
她还有一副为了格斗而生的皮囊。一般的拳手都要通过手术拿掉一块鼻骨，以防比赛中经常受伤流血——而鼻梁挺拔的高丽君，鼻骨却天生很短，用手指轻摁，鼻头下侧便能碰上脸部的皮肤。
但在当初选择做女拳击手的时候，身边的人几乎全都不理解她。许多亲戚都议论，一个女孩子，形象气质都还不差，何必每天都“打打杀杀”？
“女孩子不该这么做”，就像警钟一样，从小就在她耳边响起。
小学六年级，她瞒着家里人练中长跑，每天早晨沿着鸭绿江从13号坝门跑到0号门，放学后又是几百圈。一双白鞋穿不上一个星期，鞋底就会磨破，露出大脚趾头。
跑得多，高丽君的脚也长得快，要穿38码的鞋子。她的大妈（丹东人称父亲的嫂子为大妈）觉得女孩子脚大了不好，便劝她母亲：“买37的，把脚挤小一点。”
后来，她初中毕业进了一所类似于警察后备班的职校上学，练起了散打。每次看到她身上青一块、紫一块的痕迹，姥姥也劝她不要练了：“一个女孩子家，不要天天被人打。”
受到这种性别带来的歧视后，她会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句：“我很爱自己，我很棒。”
直到高丽君打比赛拿了奖金，给家人买了礼物，他们才开玩笑说：“打人好，还能赚钱。”奶奶态度变了，攒了钱，往高丽君口袋里塞，而不是给堂哥堂弟。
高丽君接触拳击是在上海体育学院读大二的时候。那会儿，她是家族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。在校外找兼职时，她遇到了一名拳击经纪人。
她看的第一场职业拳击比赛，是2005年北京举办的IBA职业拳击冠军赛。印象最深的是美国女拳击手米娅·圣·约翰，“穿的那套粉色小短裙、小胸衣，特别漂亮。”她还去看了1999年米娅为《花花公子》拍摄的封面照片——一头披肩发，橘色的拳套和短裤，却姿态妩媚。
米娅·圣·约翰 图/网络
高丽君终于知道，“原来女人既可以这么有力量，也可以这么时尚、漂亮”。
她也想做一个拳击手。
2006年3月，高丽君被韩国人金哈娜选为争夺WBA女子世界金腰带的对手。
那时，高丽君刚练拳击7个月，而且还受了伤。而金哈娜不仅是职业拳击手，还有跆拳道三段、柔道四段等名号。韩国人对这条金腰带志在必得，于是选了高丽君这个伤员。
有媒体报道说，韩国人已经在准备庆贺了，人们都觉得高丽君只是来配合走个过场。
韩国全州华山体育馆，梳着一头细辫子的高丽君和韩国拳手金哈娜争夺WBA126磅级别的金腰带。这场比赛通过MBC和ESPN向全球同步直播。直播间的评论员在讨论，金哈娜会在第几个回合结束比赛。
高丽君鼻翼和牙套上都沾着血迹——前四回合她一直处于劣势，双眼被打得充血，看人都是双影。拳台下的教练一直用上海话向她大喊：“给她点距离。”
于是，接连几回合，在金哈娜冲上来的时候，她都抡起后手使出摆拳或者平钩拳，直奔着对方的下巴颏去。
高丽君手长脚长，有着这一重量级里最高的身高，拉开的距离让拳头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——对方连续被击倒在地，下颏也被打碎了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对于比赛中的转守为攻、胜利后的拥抱与哭泣，高丽君已没有太过深刻的记忆了，只记得备战时每天训练都是“训到快要死掉”。
被问及训练中学得最艰难的动作，她说：“每一个都难。”
每天下课，她在上海体育场的地下训练室，和几个男陪练轮流打上十几回合的实战。
辽宁散打队的男队友齐庚鑫说起以前和高丽君实战练习的时候，一打起来“从来不把她当女的”。被击倒、再站起，她一遍遍地对抗身体的局限。
荣誉过后，金腰带对当时的高丽君而言，不是职业拳击生涯的新起点，反而是落幕。
拳击是个效率惊人的赚钱机器，但只适用于男子拳击——在国际范围内，女子拳击的市场价值和普及度与男子项目都相差甚远，顶级男拳手一场比赛能卷走1亿美元以上的收入，而女子选手至多能拿不到20万美元的出场费。
她终于意识到，很多事情，虽然男女都可以做，但是所能获得的认同和价值，可能还是不一样。
她放弃了拳击，转头做起了销售。她向往成为office lady（办公室女郎）的模样——赚了工资之后，她最喜欢的就是去商场买裙子、鞋子、包，遇到喜欢的，甚至会把所有颜色的各买一样。
她喜欢高跟鞋，但是过去做运动员担心走路会伤到脚踝，从来不敢穿。过年的时候，她曾经偷穿起妈妈的高跟鞋，跑到院子的雪地里玩儿，在车上跳来跳去，一不小心折断了鞋跟儿。
之后，她做过销售、市场、地产、财务。去年8月，又和3个打拳结识的朋友在上海开起了一家格斗俱乐部。
合伙人都是男性——高丽君从小就是男生朋友多，跟娇滴滴的女孩子玩不到一起去。
拳馆从筹备到成立只花了4个多月，起初许多朋友都说高丽君做不到。也有人劝她，“放着好好的班不上，干嘛又去折腾创业”。
开业那日晚上，她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：那些说我做不到的人，现在被啪啪打脸了，我要开始删人了。发完，她一个个地把曾经否定自己的人从好友列表里移除。
高丽君直爽惯了，说起话来，时常扬起手掌，语速飞快，像连珠炮一般，拳馆里属她音量最大。创业开馆之后，每有争执，几个男合伙人时常插不上她的话，只得等她劈头盖脸地说完，再慢慢讲道理。
合伙人易川形容高丽君是个“女神经”，性格风风火火，直来直去——在他的手机通讯录里，高丽君的名字叫“东方不败”。
一次，高丽君对着一名训练迟到的会员大喊：“你出去吧，不用练了。”她嘴边又嚷着，“训练必须有规矩，无规矩不成方圆”。
易川和另一位合伙人拉着她在前台吵了起来：和客户的沟通方式不能用运动队里那一套。后来大概是觉得自己不对，高丽君就嘟起了嘴，翻着眼睛不做声。
正当女老板做得舒服的时候，今年6月，最顶级的MMA综合格斗赛事之一UFC向高丽君发出了邀请。34岁的高丽君要去美国参与训练营。对她来说，这种规则开放、既可以站立打击也允许地面缠斗的综合格斗，是一个不同于单纯散打和拳击的未知世界。
在出国前的一次聚餐上，趁着高丽君还没到，易川问她的丈夫：对她去美国这事究竟怎么想？这个跆拳道运动员出身的丈夫顿了两秒，说：“还是支持她。”
她也问过自己，在本该相夫教子的年纪、不愁生活的情况下，重回擂台与人搏斗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答案是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而不是因为自己是女人，就得“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”。